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助理教授常娜在《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5年第1期上發表《南海問題新特點與中國周邊安全形勢——2024年度“南海論壇”綜述》（全文約1萬字）。

　　文章指出，2024年南海局勢復雜多變，南海問題依然是全球最為復雜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爭端之一，也是影響中國—東盟關系的重要因素。 為此，以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為指引，就南海熱點議題進行深入研討，為促進南海問題和平解決貢獻智慧與力量，顯得尤為重要。 2024年11月9日至10日，由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辦、《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編輯部協辦的2024年度“南海論壇”在南京舉行。 本次“南海論壇”特別邀請政府部門、國內多所高校、科研機構90余名南海問題研究的專家與會，就“南海維權維穩斗爭的新形勢與新特點”“南海維權法律戰的新形勢與新挑戰”“南海問題與中國—東盟關系”“南海問題與中國的周邊安全局勢”等議題，進行了全面深入客觀的分析與研討。

　　與會專家對南海維權維穩斗爭的新形勢進行了評估，針對2024年中美戰略博弈背景下南海形勢、美日菲南海政策、印度“三海戰略”、歷史視野下的大國競爭與南海領域國家安全數據管理知識體系建設等問題展開討論。

　　南海形勢的發展源自權利結構、利益結構及觀念結構三個方面的綜合作用。首先，權利結構在推動南海發展態勢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博弈已從單純的力量之爭，逐漸轉向更為復雜的規則之爭。其次，利益結構是驅動南海形勢發展的另一關鍵因素，涉及權利、權力與資源的交互作用。在此框架下，政府的戰略利益、政治集團的特定訴求，以及民族情緒與民間利益之間形成了復雜而微妙的相互牽制關系。這種利益格局的多元化與復雜性，在菲律賓、越南表現得尤為顯著。第三是觀念結構愈發影響和制約南海問題通過對話解決。菲律賓的南海政策大幅調整，主要因其國會由超60%的右翼勢力主導，包括媒體、智庫及法律界人士，其親美與民族主義特征顯著，影響對外政策與國際關系。

　　另外，近年來，美軍多次在未進行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實施臨海抵近偵察或進入中方劃定的演習區域的海空域。美國軍機在南海周邊空域密集行動有可能引發“意外相遇事件”，而中美雙方對國際法解讀存在分歧。美國一向秉持雙重標準，污蔑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為過度海洋主張，挑戰國際規則，而自身卻罔顧國際規則，恣意侵害他國海洋權益。專家認為目前中美雙方在國際空域方面的溝通存在很大空白，例如針對軍用無人機等尚未制定管控機制。從長遠計，應重視和補齊危機管控機制的技術短板，繼續推進危機管控合作的談判與磋商。

　　與會專家指出，美國操弄菲律賓在南海設置五重“戰略陷阱”，試圖阻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破壞中國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挑唆相關國家整體對抗中國，將中國海軍規鎖在第一島鏈內，使中國陷入被動局面。美菲試圖拉攏南海周邊國家，舉行聯合演練與巡航等，加劇部分南海當事國的侵權行動。美菲戰略陷阱將更多地消耗中國外交、經濟、海警等資源。而隨著英國、日本、德國、澳大利亞、印度、韓國等域外勢力的介入，南海問題國際化趨勢也將進一步加劇。

　　菲律賓馬科斯政府上臺后，利用大國競爭和菲律賓所處的地理、身份及戰略空間三大優勢積累交易籌碼，試圖實現利益最大化。菲選擇追隨和效仿美國，在南海實施“灰色地帶”戰略，在涉及中國南海島礁主權及海洋權益的爭議中頻繁挑動事端，已然形成所謂“菲律賓式南海侵權行為”。第一，利用美國主導的以南海問題塑造中國“修正主義”身份的國際輿論環境，一再發起“敘事戰爭”。其渲染“強闖黃巖島”“干擾補給仁愛礁坐灘舊艦”和“仙賓礁對峙”等海上對抗事件，并在南海議題上全方位塑造自己的受害者形象，爭取其他國家“站隊”支持，為繼續打認知戰和法律戰創造條件。第二，泛安全化議題。將經貿投資、農業合作和社會發展援助等國家建設議題與南海安全問題、防務現代化等相聯系，提高談判要價，攫取現實利益。第三，爭取域外大國支持，通過海上力量建設、合作框架與具體行動，強化民事介入以彌補軍力不足，借海岸警衛隊人員素質和裝備水平的提升、向漁民“民兵力量”提供資助等強化在南海纏斗，增加中國處置難度。第四，踐行“非對稱戰”概念。基于提高海上行動能力的迫切需要，在美國指導和支持下努力配合美軍前沿部署與內線“非對稱戰”行動及相應的聯盟框架下的戰備活動。

　　“南海仲裁案”之后，日本對南海介入不斷深化，其進一步增強了對南海當事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支持，和在政府開發援助（ODA）框架下與南海當事國的經濟聯系。馬科斯再次攪動南海形勢以來，日本介入南海的力度也再次提升。首先，從外部介入轉為內部介入，其根據南海形勢的發展，與周邊重點國家進行密切的安全合作。其次，推動“三海”聯動，企圖通過介入南海問題迫使中國的戰略關注從東海向南海轉移。未來，特朗普的再次當選以及日本國內政局的變化或將進一步影響日本在南海介入的力度與手段。

　　此外，美日菲在南海的重大合作和聯動正在增強，當前美日菲安全合作包括軍事裝備與人員訓練，未來美國可能將南海周邊國家包括菲律賓當作武器出口目的地，或通更大力度的武器出口以提升相關國家的軍事實力。學者建議，中國應從四個方面應對：第一，加強認知戰，主導南海敘事；第二，組建民事管理機構，對相關島礁實施民事管理；第三，加強南海島礁建設；第四，將南沙建設成綜合保障基地。學者進一步指出，面對復雜多變的南海形勢，中國應保持戰略定力，塑造南海態勢，同時抓住戰略窗口，靈活應對。

　　印度“三海戰略”旨在增強印度在東北亞與東南亞地區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同時不斷尋求并獲取更多的地緣戰略利益。在美國“印太戰略”的態勢下，莫迪政府第一任期后半期完全配合美國抗衡中國，積極打造所謂“去中國化”的全球供應鏈、產業鏈，插手東海、南海等事務。在東海方向，印度積極發展與日本的合作，共同應對中國崛起已然成為印日戰略利益交匯點，兩國在“印太”戰略議題上對接，推升海上安全合作水平，高層交流機制建設取得顯著成效；在臺海方向，印度與我國臺灣地區之間的關系不再局限于貿易、文化、旅游等低敏感領域，而是在“官方”往來、供應鏈重組、情報共享和軍事戰略協調等高敏感領域持續深化；在南海方向，印度在推進其政策轉型的進程中，著重加強發展與中國存在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的越南及菲律賓的雙邊關系，如參與越南在南海爭議海域的單邊油氣開發、向越南輸出武器裝備等。印度的“向東看”政策轉型，從單純的經貿合作逐步走向經貿與安全“雙管齊下”，進一步惡化了中國在東南亞的安全環境，增加了中國地緣政治風險，加大了中國解決南海問題的復雜性和難度。

　　與會專家從歷史視角出發，深入分析歷史事件，旨在為當前面臨的問題尋求啟示。大國競爭與對抗框架下，蘇聯解體以及其喪失戰略主動權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錯誤地認為通過讓步與配合能夠換取對手的寬容。在面對外部對手策略頻繁變動時，其仍然傾向于僵化的應對方式，這進一步削弱了其戰略調整的靈活性與實施效果。專家認為，蘇聯的歷史教訓為今天提供了深刻啟示：在大國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保持戰略上的清醒認知、加強內部團結、重視民生和發展經濟，是維系國家戰略主動權不可或缺的要素。

　　與會專家認為，構建中國自主的南海領域國家安全數據管理知識體系，需融入國家安全學科建設，兼顧南海問題與新興交叉學科需求，聚焦海疆安全數據管理，建構南海維權信息資源管理知識體系。其思路在于以學科交叉為基礎，設計從數字化到數據化的知識體系架構升級路徑，涵蓋基礎理論研究、海疆安全情報及南海證據鏈工程，支撐學科建設、學術創新和話語權建立。此過程將立足中國實踐與理論、自主學術體系、多學科融合，以解決南海安全復雜問題為導向，發展跨學科概念體系和整合性理論框架。同時，需建立合理的評價與反饋機制，并處理好中國國情與國際話語權的關系。

　　與會專家圍繞南海法律戰新思路、南海維權若干法律問題、南海認知戰等問題展開討論。

　　首先，傳統國際法框架下以國家主權為核心的價值觀念，正逐漸被現代社會強調人類生存權為主導的新價值觀所淡化與重塑。其次，當前國際社會傾向于通過經貿互補、區域協作、規則趨同及創新共贏的路徑，來擱置、化解沖突。在這一過程中，共同發展理念逐漸取代了冷戰時期的對抗思維，國家間強調在合作而非沖突中尋求權益保護，推動在爭議區建立共同治理合作機制，應成為處理南海問題的基本思維框架。對此，學者進一步分析，單一領域的緊張態勢可能會對全球經濟體系產生連鎖反應。規則層面的對抗態勢，特別是自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成立以來，南海地區的經貿安全風險顯著上升，中國面臨著來自部分國家對中國經濟合作努力的打壓與阻撓。最后，鑒于近四年來東盟已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維護與穩定中國—東盟關系對于保障國家經濟安全、促進對外經貿合作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還有學者指出，2024年11月8日，菲律賓公布的該國總統簽署的兩項關鍵法案—— “海洋區域法”和“群島海道法”，嚴重侵犯了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嚴重違反了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在內的國際法。然而，需特別警惕的是，菲方卻稱上述法案遵循了《公約》，還特別援引了“南海仲裁案”的裁決作為法律依據。此外，自2023年10月起，菲律賓持續釋放信號，表示有意啟動第二輪仲裁程序。這一舉動是僅為政治策略，意在施加壓力或進行威懾，還是有更深的戰略考慮，尚需進一步深入觀察與分析。

　　在此背景下，中國無論是采取強硬對抗的手段，還是采取相對溫和的策略，都需審慎而為，以避免引發可能產生的聲譽與軍事風險。因此，面對復雜且多變的法律戰形勢，中國應保持高度警惕，并努力尋求通過和平途徑、合作與談判的方式解決爭端，從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發展。

　　1.《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于南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聲明》與《中國堅持通過談判解決中國與菲律賓在南海的有關爭議》白皮書，明確了中國在南海所應維護的海洋權益，以及維護南海權益的手段與措施。其核心要旨在于：爭端應由當事國家直接解決，維護南海地區的航行自由與飛越自由，倡導通過合作，建設和平之海、友誼之海。而所謂的“南海仲裁案”裁決卻激化了南海當事國在南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方面的沖突。專家指出，從國際層面來看，包括南海問題在內的全球海洋治理出現了一些變化，但仍受主權因素強烈牽制。《公約》第123條著重強調了生物資源、海洋環境保護以及相關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國際合作。鑒此，中國南海政策可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強和調整：一是堅持“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雙軌制思路；二是堅持由爭端當事國直接處理相關爭議，安全事務則由中國與東盟共同維護；三是在立法、司法領域及執法層面持續進行適應性的調整與改革；四是成立南海權益工作小組，加強科學研究與合作，以海洋環境保護為抓手，變被動為主動。

　　2.國際海洋法法庭（ITLOS）第31號氣候變化咨詢意見對南海維權法律戰的影響。小島嶼國家氣候變化和國際法委員會(COSIS,以下簡稱“委員會”)的建立旨在請求國際海洋法庭，就氣候變化引發的《公約》締約國海洋環保義務提供咨詢意見。2024年5月21日，國際海洋法法庭發布了第31號氣候變化咨詢意見報告。專家據此探究了氣候變化與南海之間的關聯性：現有數據預示至本世紀末，南海眾多珊瑚礁將退化為低潮高地，甚至完全淹沒于水下，這一趨勢將對中國的海洋權益以及南海沿岸相關國家的利益構成侵害，同時也會帶來一系列新的法律挑戰。第31號氣候變化咨詢意見在未來南海法律爭端中可能扮演關鍵角色，主要體現在：一是加劇了南海當事國通過ITLOS提起法律糾紛的司法化趨勢；二是對南海沿岸國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巴黎協定》義務產生重要影響，中國因排放量大，易被納入相關訴訟，面臨較大風險；三是引發了對《公約》第十二部分“勤勉義務”范圍的討論，即是否構成國際環境法上的“對世義務”，以及是否適用于國家管轄范圍以內海域。

　　3.隨著南海問題的持續升級，尤其是近期的動態顯示，南海爭端的復雜性、敏感性及其激化態勢已超越了雙邊關系的范疇。對東盟區域法律關系的初步梳理表明，南海問題日益與東盟產生緊密聯系。菲律賓就在不同場合頻繁嘗試拉攏東盟以制衡中國。進一步審視東盟的法律關系與區域法治框架，東盟作為一個國際組織，其法律性質及框架主要基于一系列條約而構建。其中，“東盟+N”機制，增加了東南亞與域外關系的復雜性，并深刻影響南海問題的處理。“東盟+N”機制由《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確立，吸引了全球主要國家加入，成為具有條約法效力的正式條約，與《東盟憲章》共同構成了影響東南亞區域法律關系的重要多邊條約。菲律賓正試圖利用東盟為自身在南海爭端中獲利爭取支持。因此，在制定爭端解決法律文件時，應跳出常規思路，深入探究東盟區域法律關系的復雜性，進一步拓展東盟區域法律關系的分析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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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關于“馬德雷山”號法律地位。專家認為，判斷“馬德雷山”號是否屬于軍艦，應嚴格依據《公約》第29條所規定的五個條件進行檢驗，即：必須是一艘船舶；屬于一國武裝部隊；必須具有能夠辨別軍艦國籍的外部標志；由政府正式委任，并且名列相應的現役名冊；船員必須服從正規武裝部隊紀律。事實上，“馬德雷山”號已經偏離了作為水上交通工具或者在海洋環境下作業的船舶屬性。其船底有大洞，不能作為一個飄浮的裝置來運動。該船更像軍艦的殘骸，而非可移動且具有遠距離戰斗力、能夠進行投送和具備攻擊能力的軍艦。鑒于該船只無需執行駕駛操作，并無必要額外配備船員，因此，將“馬德雷山”號列入菲律賓海軍現役名冊這一行為，并不自動賦予其法律意義上的軍艦地位。相反，其違反了《公約》規定，同時偏離國際社會對于軍艦的普遍理解與認知。此外，軍事哨所的前提是建立在國家自身合法的領土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他國領土之上的非法存在。因此，該船也不能認定為在仁愛礁上的永久性哨所。應將其視為一種意外性、臨時性的存在。

　　2.國外學者、政府及民眾對中國在南海地區行為的看法。在國際話語體系中，尤其是在英語世界，法理戰、話語輿論戰已緊密交織。菲律賓深諳輿論能夠影響法律裁決，在美國指導下，菲在海洋法爭議領域熟練發起輿論戰，污蔑中國的海洋權益主張為“亞洲沖突的潛在根源”，并無端指責中國“操縱、無視或違反國際法”。在此有預謀的敘事中，中國行為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錯誤地視為挑戰現有秩序而非構建新秩序，甚至產生“不守規則”“恃強凌弱”的負面印象，嚴重阻礙了中國與南海周邊國家的合作進程。此外，部分有目的的國際輿論在法律層面對中國的立場先下定義，惡意摘選與誤讀中國海洋法立場：刻意忽視中國為構建真正的多邊主義、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維護地區安全所作出的努力；曲解中國海洋立場、政策與立法的真實意涵，僅強調國家利益在中國決策與行動中的重要性，故意塑造欺凌周邊國家、危及地區安全的負面形象。對此，中國應認清輿論認知戰的強大力量，采取更加主動的行動以塑造輿論認知，加強維護海洋法律秩序。構建定期的輿論宣傳與報告機制，是提升法律議題國際關注度的有效策略。

　　參會專家圍繞大國競爭背景下中國—東盟關系、中國東盟藍色經濟伙伴關系建設、湄公河流域國家合作、美新安全合作新動態等問題展開討論。

　　東南亞國家是多文明匯聚的獨特區域，其宗教形態與以基督教和天主教為主導的歐洲存在顯著差異。具體而言，東南亞地區至少囊括了七種以上的宗教，是典型的多宗教、多文明共存區域，且其發展路徑與歐洲截然不同。東盟是中國外交的優先方向，東南亞成為中國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伙伴關系的重點地區。面對南海問題中的困境，中國需進行系統性的設計與應對。在功能領域的合作仍需持續進行，但應更加聚焦于重點國家、重點領域及重點區域。有學者以中越關系為例，探討在南海問題上的應對策略，認為若中越兩國能在黨際合作引領下在南海問題上取得某種突破性進展，將有望帶動中國與東盟整體合作的深化。

　　專家認為，在大國戰略競爭背景下，東盟非南海當事國在南海問題上不存在顯著的直接風險，其應對策略是同時吸引中美兩國的關注，試圖在避險與獲利之間找到平衡，因而更加貼近對沖的本質。此種對沖戰略表現形式多樣：包括單獨對沖；避免在東盟內部相互對沖；利用東盟及“東盟+”平臺，與包括中美在內的對話伙伴開展活動；在磋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COC）的過程中，中國與東盟國家間可能出現的混合對沖等。相較于南海當事國選邊站隊、進行威懾等具有明確立場和現實利益導向的策略，非南海當事國因沒有直接利益關聯而展現出更高的靈活性，其觀點和立場搖擺不定，這種不確定性值得學界密切關注。

　　對于中國而言，在國際事務中，尤其是在南海問題上，需維持多重平衡。首先要關注中美兩國在實力與影響力方面的平衡，其次還需妥善處理非南海當事國與南海當事國之間的復雜關系，這兩類國家之間既存在合作的可能性，也不乏競爭與斗爭的態勢。

　　面對國際經濟政治格局的深刻復雜變化，構建中國—東盟藍色經濟伙伴關系，有利于解決中國與東盟全面戰略合作中的突出問題，形成以海洋合作引領海洋治理的新格局，有利于釋放海洋經濟蘊藏著的巨大潛力，形成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與此同時，發展中國—東盟藍色經濟伙伴關系也應關注到出現的若干“邊界”問題：第一，政治邊界。回顧歷史與現實，人類社會長期爭奪海洋資源權益。《公約》在解決海洋問題的同時，也引發了新的矛盾。第二，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海洋劃界問題。域外大國介入南海爭端，使得以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為基調的南海爭端發生質的變化，演變成為政治、全球秩序、話語權以及安全問題。第三，中國—東盟藍色經濟伙伴關系與法律邊界。由于部分術語定義不明確，部分國家對禁止性和模糊性邊界條款的利用易引發爭端。因此，中國在與東盟構建藍色經濟伙伴關系時應有破局意識和引領意識，對部分東盟國家，要精準把控反應尺度，塑造談判進程。同時在理論和話語傳播過程中，學習他國有益經驗，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創新斗爭方式和路徑，避免陷入規則陷阱。

　　水資源是影響人類生存發展乃至引發沖突與戰爭的關鍵因素之一。大國博弈背景下的湄公河流域矛盾沖突頻發，水資源問題可能將持續升級。自二戰以來美國持續介入該區域，美國媒體與相關合作伙伴積極參與，特別是特朗普政府上臺后，每年均有重大事件發生。拜登政府也在水資源議題上制造輿論，未來特朗普政府重新執政，其可能采取的行動備受關注。然而，對地理位置的刻板印象以及域外國家的刻意挑撥，才有了所謂的上下游困境。從地理學角度審視，這個困境并不存在，其本質是氣候問題。中國水外交理論與實踐首先要強化法律意識與手段，破局上下游關系，強調沿岸公平，并發展共同利益理論；其次要塑造瀾湄命運共同體意識和身份；第三要建立流域內多元智庫網絡，深度分析地理價值；第四要加強聯合研究與數據分享。

　　新加坡的海洋屬性決定了海上安全是其國家安全的根本關切，美國的“軍事重返”也主要集中于海空力量部署, 并以亞洲領土爭端為抓手。因此, 美新兩國安全合作主要圍繞海上安全展開，并展現出新的動向：第一，軍事設施合作更加密切。樟宜海軍基地近期開始提供更多軍事資源和關鍵基礎設施，美國在“印太”地區軍事存在進一步加強。第二，以聯合演習為手段，推動作戰落地。第三，在武器裝備和國防工業方面加強合作。新加坡近年來國防預算不斷提高，用于添置新式武器，凸顯新加坡在美國戰略中的重要地位，未來可以預測美新之間在國防工業領域會有更深度綁定。第四，加強網絡安全合作，持續提升雙邊合作的廣度深度。美新相關部門簽署雙邊備忘錄，加強網絡威脅和防御信息交流，情報共享。與此同時需要注意的是，盡管美新安全合作不斷緊密，但兩國對于合作戰略仍存在較大分歧。美國希望新加坡在“印太戰略”中發揮更加積極的軍事作用，在南海爭端等關鍵政治議題上與美國保持一致立場。然而新加坡保持總體謹慎，同美國的安全合作主要目的在于維系地區航道的安全，保證貿易通道的暢通。

　　與會專家圍繞中越關系與越南南海政策、中國周邊安全局勢中應保持警惕的其他影響因素等問題展開討論。

　　近年來，中越兩國在外交層面的關系持續升級，主要體現在兩大核心領域:“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合作以及中越命運共同體構建。2016年開始，越南成為中國在東盟的最大貿易伙伴。然而自美國推行重返亞太政策以來，越南也在試圖借助美國的力量，在對華關系中取得某種平衡或對抗優勢。經濟方面，越南在美國推動下加入了CPTPP，美國還宣稱要與其加深稀土等關鍵礦產領域的合作。安全方面，越南與美國在軍事領域的合作顯著加強，配備了歐美制武器裝備。這一系列動作無疑為中越政治關系發展增添了新的復雜因素。

　　與會學者認為，越南南海戰略轉變的底層邏輯是法律化，即通過制定和修改國內法、適應接納國際法、參與運用國際機制等方式，持續關注議題的合法化，塑造有利的輿論，維護其利益。從國內法層面看，冷戰后隨著越南對海洋認知的深化，已從單純的經濟利用擴展到國家主權維護，并進一步提升至戰略安全層面，因此越南將以往分散、零碎的政策措施，以及行政指令性質的條款，轉化為具有強制約束力的法律條文。從國際法層面看，隨著越南融入國際戰略的不斷推進，對《公約》認知也在發生轉變，開始國際法本土化的過程。而且越南強調多邊外交，廣泛參與國際機制，意圖將南海議題多邊化。

　　首先，近期中印關系出現緩和，達成中印脫離接觸的協議，在互相讓步的基礎上得到了問題的解決方案。冷戰以來，中印關系的基礎與互動模式均經歷了曲折變遷，主要源于戰略層面的深刻變動。伴隨中印兩國實力差距的持續擴大，雙方在全球性議題上的合作空間趨于縮減，而區域范圍內的競爭態勢與對抗性則相應加劇。然而，保持兩國關系的有限穩定且不陷入“完全敵對”的局面，仍構成了中印雙方的基本共識。中印關系的變化與中美關系的變化同步，但印度認為從美國榨取的利益已經最大化，不會進一步追隨美國，而是要同中國和俄羅斯改善關系。專家也指出，在處理對印關系時，要注意在緩和矛盾的同時提高警惕。

　　其次，為加速成為正常國家、重塑日本的國際地位，以及配合美國遏制中國戰略，日本已將東南亞視為其參與國際秩序重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通過強調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雙多邊安全合作融合、“日美+”小多邊合作機制、經濟安保框架下的軍事援建和推進“印太”安全秩序塑造等手段，將日本與東南亞的安全關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對東南亞重點國家的防衛裝備和技術轉移，以及在人才培養交流能力方面的支援建設，加大了中國在南海地區維權維穩的難度。

　　最后，在中美戰略博弈的背景下，菲律賓南海政策不斷搖擺與變化。菲國內政治因素，如內部權力斗爭、軍事政變的威脅，以及分離組織的活動等也會對其南海政策產生重要影響。目前馬科斯在國會立法層面上掌握了絕對的主動權，其南海政策發展走向，與美國息息相關。若特朗普執政后繼續高調挑釁中國，馬科斯必然跟隨。若特朗普政府對于菲律賓戰略支持的意愿削弱，馬科斯政府則可能進行相應調整。當然，美國為挽回國際聲譽，會力證同盟的有效性，將繼續多方面發力，在南海大力推動實施更加有效的“灰色地帶”競爭，形成更加復雜的體系 。